然而，也正是我们这代人应该在大历史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站在中国社会当下现实理性判断和影响。在中国式发展的喧哗与骚动背后，当我们试图为这种繁荣送上某种主体式理论升华的时候，我们不经要仔细思考：今天的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究竟属于怎样的发展水平？中国的进步，是不是像有人所说的儒家文化、特别是以儒家道统(正统)承绍者自居的宋明理学所带来的“东亚奇迹”？中国是否已经发展到“西洋文化已无可学者”的程度？由所谓“传统道德沦丧”而导致的“道德真空”，是否就意味着中国人的堕落？而它们的延伸问题是：百多年来中国志士憧憬西学的思想和行动，是否已意义不再？“后现代”是否就意味着对“前近代”的回归？

    解答这些问题是一个工程浩大的探索，本文只是试图谈谈我个人的些许拙见。

关于中西文化的争议，无论极端的情绪或理论都不助于问题的探讨，因为极端化往往意味着将问题简化。极端化的理论探讨即使理解为“片面的深刻“也易诱发影响深刻的误导。近来在探讨中西文化的交流问题时，争论者多以非此即彼，绝然的二元对立情绪和思维方法，争得理直气壮，互不相容。其实，在中西文明的交流碰撞过程中，“全盘西化”是一种误导，“固守国粹”，也是一种误导；“中体西用”是一种误导，“西体中用”也不可谓无疵。而我很欣赏费孝通先生在谈及中西文明的交流摄取问题时，曾提出过一个很高明的见解：“美人之美，美己之美；美美互美，世界大同”。

    也许是中国经济势头强劲急速增长的大背景，让一些人有些恍惚，开始言辞激烈批判“欧洲中心论”，以儒家道学家的姿态倡导恢复“传统”，清算具有“东方主义”的西方人提出的人类普世价值。

   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中国的产品，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特性。但是“中国”是个庞大的概念，惟此，任何人想简单以“中国”为单位来审视其发展变化，都是要冒大险的。因为这个国家实在太大，对“日进斗金”的沿海地区和“出入无完裙”的西北内陆所下的任何单边结论，都无法准确地传达综合信息。中国经济的确令人瞩目，但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距离世界发达国家已达到的综合指标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日本近代化之父涩泽容一那本著名的《论语加算盘》中，提出了“制度比附”，由此日本人提出英国的资本主义是新教资本主义，而日本是儒教资本主义。当儒家文化圈的四小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腾飞之际，也是人们探讨儒家文化对“东亚奇迹”的影响。但是当进一步对东亚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制度比附”后，发现诸多反例：韩国应该是出中国以外受儒家传统影响最深最持久的国家，而研究结果显示促进韩国经济起飞的最根本因素，是经济民族主义，而非儒家文化。而对新加坡的研究，连海外新儒家的代表杜维明也无法不承认“在新加坡很多人有一种先天的排拒感。”新加坡民主政治立足“亚洲价值”的事实，令亚裔人为之欢呼，但这种价值，好像不似有人常讲的“儒家伦理规范”。因这些研究，我们不能说中国今天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与儒家文化全无关系，也不能就此否定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借鉴传统文化因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的经济进步绝非是有人所说的儒家文化、特别是以儒家道统(正统)承绍者自居的宋明理学所带来的“东亚奇迹”。

   仔细想想你会发现非西方社会在20世纪并没有创造出特别引人注目的东西足以与西方媲美，无论是哲学、文学，还是科学与艺术。究其原因，是因为整个20世纪东方的主要努力都在于怎样适应现代世界，怎样对付西方的行动和思想形态。20 世纪是东方全面追赶和模仿西方的世纪。连马克思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欧洲近代化变革，曾给人类带来了超过前资本主义全部社会形态所能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对“欧洲中心论”批判，可以被视为非西方世界自我意识苏醒的文化表现，它反映了东方国家试图反思和平视西方价值的夙愿和情结。当代中国势头强劲的经济腾飞，似乎使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成为可能。但是，作为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用极端化的情绪去探讨问题有害无利。对于“欧洲中心论”在思想和行动上的真正确认者，说到底还是东方人自己。这样才好理解，日本人为什么要“脱亚入欧”，而中国人又为什么一定要“向西方寻求真理”。工业化、现代化构成了近代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它包括科学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农业革命；政治社会方面则有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合理的企业组织、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等。重要的是，由于这些代表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标志，因而也构成了一个进步的系列。这些难以撼动、而且已经渗入中国人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深处的达百余年的基本事实，一方面使“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意义没有批评者所强调的那般大，同时，也催促我们重新理解所谓“思想传统”。不是说一千年前的就是正宗传统，而一百年来留下的新传统就是外来异质要去之而后快。当下的任务是去整理这非中非西、却亦中亦西的“新传统”，去研究能够娩出这一“新传统”的“旧传统”中有哪些属于必须反思的文化成分，又有哪些已转化为或有可能转化为促进中国繁荣的积极要素。

    这里所说的“新传统”可以被表述为百余年来形成于中国社会的、以熔铸中西文明优长为特征的观念模式、行为模式和制度模式。它既包含中国的发展论原理，又兼容西方的近代化普世价值；既能克服自文化中的惰性因素，亦堪抵制异文化中的负面影响。它不需反复追问纯粹的自我，因为自我与外来已无法拆分；它无需苛察体用的畛域，因为体和用原本一体。任何未经改造的单方文化，都无法成为“新传统”的有机构成；而“新传统”一经形成，便无法再以任一单方文化简单命名。也许正因为如此，某些不思改进的文化传统，在“新传统”面前，便每每会变成被汰选的对象。比较关注海外现代新儒家的学说，基于对“新传统”的坚信，在我看来，无论现代新儒家思想构图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像其试图将中西两方作熔秦铸汉式处理的工作，还是有必要的。

    因而，面对中西文明的交流碰撞，我们需要对中西或欧亚的既有传统观念体系作综合式提升而不是有意进行对立和拆分。近现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意义十分巨大。这场曾改变过世界格局的前赴后继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缘起于“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几波浪潮，这使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式“启蒙运动”的历史意义。可当我们按照来自西方的清晰的国际关系原则建立起我们的国家，并遵循同样是来自西方的民主、科学理念在建设着我们的国家时，特别当发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发展速度绝不亚于当年的欧美日韩，并认定其中必有生自“中土”的决定性因素时，有趣的现象出现了，我们反倒开始思考：是不是没有西方的影响和冲击，我们自己也能干得不错？

   当看到东西洋列强在我们躯体上留下的伤口至今还在滴血，有人就此甚至进一步萌生出“清算”的念头——清算“万国公法”说，清算“国民国家”论，清算有时还可能给我们带来麻烦的“民主、科学”观。东西方帝国主义利用这些理念干过诸多恶事，这是事实，任何维护和掩盖都意味着狡辩。可是，被利用事物的是非善恶与事物本身的臧否曲直，说到底还是两码事。能接受它，是因为中国文化当中本身有人类文化的普遍价值在；而能甄别它，则因为我们并不像西方人想象得那般愚蠢。对西方价值体系的无条件投降，出于我们对自国历史的无知；而对西方人所提倡的人类普遍价值的否定，又无异于在贬损着自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可无论是“美他”式倾倒还是“自美”式癫狂，事实上都挣扎在“中—西”或“欧—亚”的对立模式中，它除了能帮助欧洲人确证“欧洲中心论”外，几乎没有当下价值和未来意义。

   面对情绪高涨的极端，需要适度的冷静合理性。中国古训说：自视者迷，旁观者清。跳开东方看东方和跳开西方看西方，都具有无可替代的认识意义。费先生的“美美互美，世界大同”中的“大同”既非中国古来道学家的纯然人格内在建构，也非全盘西化的极端处理，它是一种遵循人类世界普世价值。由此可见，中西合璧、扬长避短、兼收并蓄可以是当今全球化时代开拓我们新视野的“新传统”和“第三种道路”。